5月23日，13时50分，武汉市汉阳区弘桥小学月湖校区，不幸成为悲剧发生之地。一辆由该校教师驾驶的车辆，撞倒一名7岁的小学生，后者经抢救无效离世。根据当地教育部门的通报，肇事教师刘某被警方刑事拘留，涉事学校校长和分管副校长被免职。
在中国，每年有数万人死于各种交通事故。只考虑统计学意义，发生在校园之内的致命车祸，无疑是小概率中的小概率。然而，再微小的概率，一旦成为真实发生的事件，即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。
为孩子生命的逝去感到刺痛时，人们自然发出追问：为什么车辆会开到学生活动的区域？学校对车辆行驶有没有相关规定？如果有，规定为何未能生效？如果没有，学生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……这些问题，不光与那个7岁的孩子有关，也不只关乎事发的这一所小学，而是共振、汇聚成一个更具普遍性也更根本的问题：各方怎么做，才能让校园内，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。
悲剧的确是极少数，但风险未必。
在交通法规与校园规章叠加的空间里，一般规定，车辆在校内行驶时速最高不能超过30公里、特定路段不能超过20公里甚至5公里；允许车辆行驶、停放的区域与禁行禁停区域泾渭分明，不容逾越；司机必须谨慎驾驶，主动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。但根据我个人的观察，一些中小学校园内的停车区往往车满为患，教职工车辆“溢出”到其他区域，更不必说相对而言更加开放、路况也更加复杂的大学校园。
规定与现实之间的落差，可能就在于校门内外执法之差。在学校里违反交通秩序，只要不出事故，基本不会让违章者付出任何实质代价。学校里没有交警、没有执法摄像头，一般也不可能存在常态化的扣分、罚款机制。打开搜索引擎，能查到的几所高校的交通管理规定，对违章车辆强硬一点的，也不过是把累犯者列入禁止入校的“黑名单”；温和一点的，干脆强调对违章者“以教育为主”。
我上大学时，因为学校在大城市市区，又对社会车辆开放，校内道路总是车来车往。每隔一段距离，就能看到一块非常标准、和校外公路上形制统一的限速指示牌，红圈里写着“20”，要求机动车不得超速。此外，学校还设立指示牌，提示机动车礼让行人和自行车、尽量避免鸣笛。遗憾的是，每次我从宿舍走到食堂、从教学楼走到图书馆，都会看到不止一辆时速明显超过20公里的“规则破坏者”。说他们是在挑衅规则吧，又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意识到限速规定的存在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背着书包赶去上课，正要横穿一条校园道路，左侧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啸，一辆轿车大声鸣笛，明显嫌我没眼力见儿，不懂得“礼让”汽车。那时我年纪小、胆子大，干脆横到车前，对司机吼道：“车让人懂不懂？有没有素质？”司机没下车也没回话，不耐烦地冲我摆了摆手，让我赶快先过，于是我便以“胜利者”的姿态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。今天想想，倒有点后怕。
经验与常识都告诉我们，缺少有效罚则的规定，就像没有牙齿的猛兽，吓阻不了那些想要违规的人。久而久之，原本守规矩的人，可能也被普遍违规的风气带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校里的交通规则，就像某种“君子协定”。你遵守了，你是无人知晓的君子；你不遵守，要做“小人”，也无人把你怎样。
象征法律与规则的交通指示牌，无法赋予学校保安替交警“执法”的资格和底气，就像麦田里被看穿并非真人的稻草人一样尴尬。只有到了恶性事故真正发生的那天，人们才突然想起来：原来规则和秩序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之前没几个人在意。这时，警察会把肇事者带走，该罚款罚款、该刑拘刑拘，学校会被上级单位严肃问责，随后出台整改方案。但对真正失去的人而言，为时已经太晚。如果我们只把悲剧当成“意外”，不去深究“日常”，意外恐怕还会到来。
在我看来，各方应想方设法，让校园里的交通管理规范也能“长出牙齿”，在合法合规、成本可控的前提下，建立起足以震慑违章者的惩戒制度。不论是让校园交通管理与当地交警联动，还是赋予学校更大的执行权力，都是值得探讨、可以尝试的方向。与此同时，学校也应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，认真排查整顿目前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。结合教职工实际驾车需求，改变不合理的人车分区、增设围栏路挡、建立分时限行制度等，压缩车辆违规的潜在空间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承担不起孩子生命的代价了。
时至今日，我还是会不时返回母校，见见相熟的老师、尝尝食堂的新菜。不同的是，当年背着书包、在路上和司机的吵架的我，已经成了坐在车里、手握方向盘的那个。进东门，拐两个弯，驶入草坪前的主路，限速20公里的指示牌红彤彤的，好像一盏路灯，又好像一个警告。
杨鑫宇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